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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减税?从哪里减?

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宣布,“营改增”收官之战将于5月1日打响,而且“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”,此举被媒体称为中国政府有史以来“最大诚意”的减税计划。可能大家要问,不就是减点税嘛,为什么要给予如此之高的赞誉呢?笔者以为,有必要说说减税的三个问题。 为什么减税? 从2004年开始,我国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就把“减税”提上了议程,比如取消农业税、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、连续提高个税起征点等等,特别是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首次提出了“结构性减税”的新概念,并将之视为中国优化税制结构、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。 对于“结构性减税”,大家通常的理解是,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:首先是强调“减税”,虽然有“减”有“增”,但落脚点在“减”,一定要从总量上削减税负水平;然后才是强调税制的“结构性调整”,即有些行业要减税,有些行业要增税,有些人群要减税,有些人群要增税。 但现实情况呢?2004年,全国税收收入是2.41万亿(扣减出口退税),2015年上升至11.06万亿,2004年的宏观税负(税收收入/GDP)为15.0%,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6.3%,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的增长速度。也就是说,虽实现了“有增有减”,但“减”的少,“增”的多,“减税”政策实施了十多年,但不管是税收总额,还是宏观税负水平反而都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,这显然与“结构性减税”的本意不符。 “不减反增”,“越喊越增”,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减税和减支是硬币的两面,减税必先减支。政府支出减不下来,全面减税自然无从谈起!当然,政府支出越来越大也有其客观原因,比如经济建设的需要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、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福利的需要等等。 但是,时至今日,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,这倒逼政府下定决心真正减税,不管政府愿意不愿意,光喊口号肯定是不行了。因为政府一方面需要顺应民心、关注民生,另一方面也确实需要给转型中的企业扶一把,帮助企业渡过暂时难关。 最可资借鉴的案例就是美国的供给侧革命。为应对经济“滞涨”困境,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,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大幅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系列税收改革法案。1988年上台的布什政府也沿袭了里根的减税政策。结果表明,这一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从1983年开始,美国出现了连续92个月、平均4%的增长。 2015年开始,中国提出“供给侧改革”,虽然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”哪一项也不能少,但哪一项也不如“直接减税”来的实在,哪一项也不如“直接减税”这样能博得如此民心。 从哪里减税? 下定减税决心之后,就该琢磨如何减税了。 目前来看,最大的减税效应来自于“营改增”。其实,“营改增”税制改革的初衷不是为了减税,而是为了打通了连接二、三产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,解决多环节经营活动带来的重复征税问题,这样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的分工协作,也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。只是“营改增”的试点和扩围正好与中国经济的下行和转轨周期叠加,由此让“营改增”被赋予了更多的政策内涵。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,至2015年年底,全国实现“营改增”纳税人592万户,累计实现减税6412亿,其中因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减税3133亿,原有增值税纳税人增加抵扣减税3279亿。也就是说,服务业企业本身减税与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减税规模大致相当。 据测算,今年的“营改增”全覆盖将涉及企业1000万户,新纳入“营改增”的沙龙365登入业、房地产、建筑业和生活服务业等行业减税规模或接近4000亿元,已纳入“营改增”的行业减税规模估计有2000亿元,合计计算,2016年“营改增”减税总规模接近6000亿元。6000亿元的减税额,相当于2015年全国总税收收入的5.4%,减税力度还是蛮大的,这也是“营改增”收官战从去年延迟至今年的主要原因,因为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太大,政府受不了。 第二个减税来自于小微企业。一方面是为了“放水养鱼”,为未来涵养更多税源;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支持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,激发市场活力。现有的政策主要有两个:一是月营业额低于3万元的小微企业,免缴营业税和增值税;二是年应税所得额少于30万元的小微企业,所得税税率由25%调减至10%。 据国家税务总局测算,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惠及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小微企业超过3000万户,2015年的减免税额约1000亿。 第三个减税来自于对研发和创新投入的支持政策。比如,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、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标准、对所有行业新购进的用于研发的仪器和设备,以及对生物药品制造、运输设备制造、计算机通信等六大行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政策等等。虽然这方面的减税没有官方公布的数据,但据相关机构测算,这部分的减税额一年大约为500亿元。 减税之后怎么办? 对老百姓而言,当然希望减税越多越好,但对政府而言,一定要考虑减税对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。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三个:一是有减税也要有增税;二是严控行政支出;三是扩大财政赤字。 “结构性减税”强调的就是要“有减有增”,大的趋势我把它概括为三点:企业减税,个人增税;投资减税,消费增税;减间接税,增直接税。这既符合发达国家的以往经验,也有利于中国税制结构的整体转变。具体计算一下,成品油消费税上调一年增税约1500亿,香烟消费税上调一年增税约500亿,资源税改革一年增税200亿,加强股权转让和非货币性资产出资管理一年增税500亿。上述的减税和增税相抵,由于政策原因一年大约净减税4800亿。 当然,减税只是当前阶段性的救市性举措。因为对于财税改革,十八大的定调是“稳定税负”和“建立现代财政制度”。在七项具体改革举措中,除了“推进增值税改革,适当简化税率”这一条外,其他六项都是增税举措。比如开征房产税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、开征环境税、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等等,只是这些政策的推出和落实得有一个过程。 当前4800亿的税收缺口就得靠严控行政支出和扩大财政赤字来弥补了。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公车改革是压缩“三公支出”的重要举措。当然,正如美国的供给侧革命一样,减税对中国而言,一样会带来暂时的财政赤字增加,但应对的办法还是有的。今年新增财政赤字5000亿元,一方面是为 “营改增”全覆盖创造条件,另一方面也是为“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”准备弹药。 不过,从长远来看,减税只能作为中国经济调控的中短期救急政策,等经济转型成功,企业活力恢复后,逐步增税仍是早晚的事。 (陈金保 赵晓) 文章原题为:减税的三个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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